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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整理
5月15日下午，第四届翻译论坛(2021)第二场翻译理论“历史之镜——中国的世界史热”在武汉扎尔书店举行。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中世纪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英语系副教授鲍、英德翻译家鲁大鹏、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蔡，就近年来世界历史的翻译与写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下是该报修订的现场记录。
鲁大鹏、鲍、蔡在活动现场。
翻译神话与原创
鲁大鹏:蔡老师和鲍老师都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学者，一个是翻译。学者们经常强调自己作品的原创性，发表过任何原创性的想法，而翻译作品就像月亮一样，反射着太阳光。它是派生出来的，很难说什么是原创。我想问你们两个，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我读过一些乔叟的研究，我很惊讶他的同时代人称他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翻译家，因为在我最初的理解中，《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说他是翻译是诽谤吗？然而，乔叟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他在法国罗马翻译了畅销书《哲学的舒适》和《玫瑰传奇》。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一些故事基本上借用了布加丘的《十日谈》。我想问一下研究中古英语文学的鲍易慧先生。
鲍: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英文单词“author”——“author”来源于拉丁语单词“拍卖人”，与自决和自治有关。然而，对独创性的无限崇拜是一个现代神话，但中世纪的情况正好相反。中世纪是以手稿为基础的传统古籍文化。因为没有印刷的书，得到手稿的人得到了世界。手稿华丽，用羽毛笔写在羊皮纸上，但制作它们需要时间和精力，需要几十名僧侣在写作室一起工作。每天的进度非常有限，通常需要几年才能完成一篇稿件。因此，围绕着书籍本身形成了一种古老的书籍崇拜。
包著《写作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乔叟在一首鲜为人知的中篇小说《梦诗》中说，他得到的一切都来自旧书。在长诗《好女人的传说》的开头，他还说自己是个拾荒者，只是在以前的作品中寻找一些东西。我们常说乔叟是中世纪最后一位作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作家。如果我们只从字面上听他的话，他就像一个典型的谦虚的中世纪作家——独创性并不是什么大事。如果我声称我的书是三大古籍的结晶，那就很好，如果是三百部古籍的结晶，那就更好了。在中世纪，为了保证你的书的权威性，不是强调它是我写的，而是声称它是在许多古代书籍传统下写的。可以说，乔叟也遵循了这样一个“假谦卑”的传统。
回到鲁老师的问题，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作者和译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这种状态可以追溯到西方翻译家的守护神圣哲罗姆。杰罗姆是四位拉丁教父之一。他戴着一顶像红帽子一样的主教帽，后面跟着一头狮子。当他在沙漠中翻译圣经时，他拔出了狮子的爪子。杰罗姆首先将整部圣经——希伯来文的《旧约》和希腊文的《新约》——翻译成拉丁文的通俗圣经，即《圣经》。这是整个中世纪一千年来西方人使用最多的圣经，所以我们称杰罗姆为“翻译家的守护圣人”，并将9月30日定为“国际翻译家日”。从一开始，杰罗姆就是创造、翻译和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者:首先，他是一位优秀的希伯来和希腊学者、训诂学家和语言学家；其次，他熟悉各种诠释学传统，是一位神学家。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文学艺术家，热爱维吉尔，喜欢埃涅阿斯，欣赏奥维德。他自己写了许多异教爱情诗。这些创造性的实践使他具有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他翻译的通俗圣经之所以能沿用千年，与他语言的生命力是分不开的。
杰罗姆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和学者，这在中世纪很常见。虽然每个人的侧重点可能不同，但阿奎那、但丁和乔叟都在这三个领域工作过。乔叟曾在一首短诗中诅咒他的文案亚当:亚当，如果你再误读我的《哲学的安慰》(Boece)或《特洛伊罗斯与特洛伊罗斯》，我就诅咒你长发下的头癣。乔叟提到了两部作品，前者是他的译本，后者是他的作品，但他一点区别都没有，甚至把译本列在前面，好像是他的双胞胎，他用同样慈爱的语气告诉文案不要再折磨他们了。
包著《中古英语歌词的艺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
此外，在中世纪，书本身是流动的媒介。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成绩单都是反复装订的。那时，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将与内容相关的两篇手稿重新排列在一起，并添加新的封面。因此，在一本书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它是流动的，没有后来印刷赋予书的固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原创是没有用的，因为文字是不可控的。中世纪的手稿也有写的邀请。把文字写在手稿里，周围的空白处有所谓的空白字。文士们会抱怨那里天气寒冷，工资低，面包硬，甚至还会画小丑、蜗牛、怪物之类的图画，以示自己的新鲜之心。按照评论传统，面对中心的权威文本——比如，文本写着“奥古斯丁说……”，对应的页边空白处可能有一张奥古斯丁头像的图片，边上写着针锋相对的拉丁文句子:“我从没说过这话。”当中心文本不断被挠痒痒、被束之高阁、被解构时，作者不能自称为上帝。就像羊皮会腐烂一样，手稿是公开的，人们会加入成为合著者的过程。对于中世纪的作家来说，没有抄袭。重要的不是让一个作者成为神，而是让知识和整体文化的势头不断扩大和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解放。
包
手工复印和打印
鲁大鹏:有没有可能理解中世纪没有关于原创的神话，主要是和昂贵的媒介有关？当印刷变得流行，书籍可以大规模廉价复制时，原创性越来越受到重视？
包易慧:我个人觉得跟这个有关系。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30年后，英国商人威廉·卡克斯顿在伦敦建立了第一家英国印刷厂。当时，他在仔细挑选后选择了付梓的作品: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托马斯·马洛礼爵士的《亚瑟之死》(1485年)。卡克斯顿四处游荡。他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书。他选择印刷这两位生命可以检验的作者的作品，从混乱中抢救写作，让人们最终可以讨论单数作者。乔叟能成为英国文学之父，也与他的书印数多、阅读量大有关。但这一切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比如位于西方正典核心的莎士比亚就没有坚持签约。他只签诗，他的剧本在他去世前从未出版过。即使在他留下的三十个签名中，每个拼写都是不同的，因为当时没有正字法。
蔡:在清史研究中，面对满蒙藏档案首先要做的就是翻译。可以说，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翻译一直与研究相结合。我认为翻译本身并不容易。它需要译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作者和相关时代。比如我翻译《中国西征》的时候，需要查大量的引文。有时候发现作者理解错了。我再做一个注解，说明这个地方的原文实际是什么，英文翻译是什么样的，英文误译是如何导致作者理解错误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翻译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是译者与作者对话的结果，所以翻译出来的作品有自己的生命。
鲁大鹏:前段时间听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英语播客中感叹，生活在数字时代的学生，从小就是看印刷品或者电子书长大的，以至于今天历史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会看手书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到了看不懂新发现的内战时期李将军的书信的地步。两位老师都有阅读古代手写材料的经验。你觉得读它们很难吗？
鲁大鹏
包:我不能想象内战的文本不能被阅读。我认为李将军的书法没有那么差。在中世纪文本领域，古代文献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世纪，有一个完整的缩写系统。当时有些字体，如哥特黑体，方方正正，容易辨认，但也有人喜欢在书写时炫耀自己的技巧，让人读起来像猜谜一样，给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如果没有印刷的教材，就要花很多时间从羊皮音译过来，生成自己的文字。这个过程很痛苦，充满了体力劳动。通常一天转移半页到一页就好，有时候甚至需要训练自己对字体有肌肉记忆。哥特黑体一直是常规字体，更难辨认私生子，岛斜体和卡罗琳小写…我们把挤在一起的字母称为“字母汤”，类似于字母的混乱，它们让整个识别过程看起来像是破案。拉丁语或古英语迁移后，第二步是翻译成现代语言，第三步是学习。当然，我们研究的大部分内容都有一个精致的学派，这意味着我们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工作。一般来说，即使你想转录，你也不会转录整个转录，而只是挑出对研究有价值的部分。
蔡:我举个清朝的例子。清朝官员把皇位给了皇帝，当然字迹很工整，但是皇帝归还的朱批不一定如此，有些字迹很难区分。通常，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熟悉皇帝的笔迹，以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此外，有时，当你查看档案时，你会发现一些纪念馆由于各种原因而消失了。幸运的是，清代有录音系统。皇帝批准的奏折要存档，书法家存档时要复印一份。当我们找不到原件，或者发现原件坏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复印件，但是这些复印件往往是随便抄的，潦草的，甚至是损坏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了解一些汉语行书、草书的书写规则，还要了解满语，满语可以通过语言本身的特点来识别。据我所知，一些学者目前正在尝试为手稿开发文本识别(OCR)软件。
“世界史”、“全球史”与异乡书写
蔡:复旦大学葛教授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2010年后，中国出版界掀起了一股世界史热潮，许多与世界史相关的外文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犹如雨后春笋。相应地，在学术界，教育部自2011年起将“世界史”提升为与“中国史”、“考古学”并列的一流历史学科。2008年奥运会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外界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
蔡
世界历史到底是什么？汉语中的“世界史”一词一般是英语中“世界史”的反义词，但后者在美国有特定的用法。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一批学者对19世纪后期以来基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不满，期待一种时间空跨度更大、更完整的历史书写。他们关注的是联系、海洋(剑桥大学大卫·阿布拉菲亚教授出版的甲骨文《大海》)，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等世界性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学科分类体系受苏联影响较大，所谓“世界史”一般指境外地区的历史，并不太注重中国与其他地方的联系。首都师范大学的刘教授认为，它更接近“世界历史”，即中国以外的世界历史。问题是，正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谈论的世界没有中国，那将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
[英]大卫·阿布拉菲亚著《大海:地中海人类历史》，甲骨文，2018年出版。
鲁大鹏:我们现在讲的“全球史”和你这里介绍的“世界史”是一个概念吗？
蔡:“全球史”是一个比较新的词，各地的用法不尽相同。比如最近看了东京大学羽田正弘教授的《全球化与世界历史》，从日本的角度看全球历史。大致说来，有两种“全球史”。一个是我刚才讲的具体的世界史，突出了世界的联系和融合。还有狭义的全球历史，指全球化后的历史。这种历史只能发生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各大洲之间有相对系统和规律的交流。因此，资本主义的兴起非常适合放在全球历史的框架内讨论。来自mainland China的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写的《什么是全球历史》已经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羽田的书是对康拉德的回应。
羽田在写《全球化与世界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
【德国】巴斯蒂安·康拉德《什么是全球历史》，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出版。
全球历史能做什么？我觉得目前大概有以下几个取向。第一，“物质”，因为物质的使用和交换是连接人类的一种方式，所以物质可以链接整个世界。比如《棉花帝国》通过棉花产业描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第二，“帝国”，一个帝国是人类历史上存在已久的政治形态。例如，《世界帝国史》和《历史上的大帝国》都是在比较的框架下考察帝国的统治史。三、大时间空尺度，如《海洋》，如《大海与穿越孟加拉湾》，以及《第五个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测我们的未来，从考古学的角度探索人类社会(技术、文化、农业和国家)的突变节点》，沃尔特·沙尔德尔的《第四，时代》是奥斯特哈默尔《世界的进化:19世纪的历史》的典型。
[美]斯文·贝克特著《棉花帝国:全球资本主义史》，后浪，2019年出版。
[美]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著《世界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
【德国】尤尔根·奥斯特哈默尔《世界的演变:19世纪的历史》，甲骨文，2016年出版。
可见，写全球史或世界史的可能途径有很多，当我们放大时间的尺度空时，不难发现，今天的很多政治形态都是比较新的，最近的历史事件也不一定那么重要。全球历史让我们对什么可以作为史料有了全新的认识。过去依赖书面材料的学者从未想到碳十四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年份。对于从事全球史写作的历史学家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切入角度，可以让你把很多看似不同的现象联系起来，然后有针对性地学习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比如说到中世纪史和亚洲内部史，语言就很重要，说到史前史，人类学和陶器形态学就变得很重要。
[美]罗伯特·l·凯利，《第五个开始:六百万年人类历史如何预测我们的未来》，见《城邦》，2018年出版。
鲁大鹏:我自己看了很多关于全球历史的书，羽田正义、奥斯特哈默尔、麦克尼尔都读过一些。一种直观的感觉是，全球历史特别强调走向西方中心，突出西方之外的世界。传统史学往往将西方视为近代史的驱动力，西方征服东方，而全球历史似乎颠倒了这种叙事。就像我最近看的英国学者约翰·达尔文的《帖木儿之后》，据说1405年以后，东方没有衰落，而西方在大航海时代崛起，东方的朝代也发展得很好。这种批驳西方中心主义，抬高东方，压低西方的做法，有矫枉过正的危险吗？
蔡:对我来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每当它被“过度纠正”的时候，就会有新的处理方式。正如《帖木儿之后》所说，西方崛起，但东方不衰落。这是一种处理方式，还有一种认为西方崛起是偶然的方式。《后帖木儿》译者黄仲贤翻译的另一本书《大分流》说，东西方历史发展轨迹的分流是偶然的结果，英国从殖民到获得新的原料和市场、突破现有限制的过程是偶然的。我认为重要的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西方为什么崛起，东方是否失败。
[英]帖木儿之后:约翰·达尔文著《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辛斯文化，2021年出版。
[美]肯尼斯·波美拉兹《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共和》，2021年出版。
包:你们两个都是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是从历史写作的癖好和本能的角度来看，其实在古代历史写作中，西方对待东方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中世纪欧洲的世界地图是TO地图。地图上的土地分为三大洲:欧洲、亚洲和非洲。分隔三大洲的水系呈拉丁字母T的形状，所有的陆地都被一个假想的O型外海洋所包围。地图上的最高点是“Orient”，拉丁语为“Orients”，East也是定位点，所以“orientation”这个词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定位”。当时，西方人认为东方是人类历史开始的地方，是伊甸园，是人类历史结束的地方，基督会再次来到这里审判人类。作为中世纪基督徒的精神资本，耶路撒冷也是一个东方范畴。只有确定了耶路撒冷(地图的中心)和想象中的东方(最高点)，才能画出世界地图，展开世界地图。
到地图
对于中世纪早期的西方人来说，东方不仅是精神上的终极资本，也是物质上的丰饶之地，所以它经常出现在他们的一些半历史半神话的作品中。当时的历史和文学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一个讲得好的故事变成了历史，或者说历史是各种张力故事竞争的结果，但这才是当时历史写作的有趣之处。10世纪有一篇名为《东方奇观》的古英文文本，充分反映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对东方既有文化上的迷恋，又有物质上的迷恋和漫游向往，所以他们所描写的亚洲城市都是富贵人家，堆积金玉；另一方面，他们将这些财富与七宗罪的傲慢和贪婪联系在一起，仿佛它是堕落的象征。此外，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地图的上半圆被称为东方，东方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概念，包括地理上的欧洲南部——非洲。《东方奇闻》中有一半的记载是关于非洲城市的，但在“东方”也有阶层:亚洲城市被描绘得相对高大辉煌，而非洲则到处都是怪物——狗头人、野猪怪物，还有我们称之为“星天”的头上有头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些在东方土地上流浪的人已经失去了信仰，他们的内心被扭曲，所以他们在外部被扭曲。
东方奇闻
可以说，从一开始，在人类基因中，就有对本土的肯定，也有对异乡、异地、他地的不可抗拒的向往和恐惧。对西方来说，东方不仅是其焦虑的症状，也是心中朝圣的目的地。如果把荷马史诗中对东方的描述全部去掉，那就变得索然无味了。有学者认为，世界主义并不是康德之后才出现的。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虽然在它们产生的时候没有“世界主义”一词，但也有类似的设想。有人说，古老的英国史诗《贝奥武夫》是最早的世界性文本。里面没有英国人，但有23个其他民族——在不同地方来来去去的斯堪的纳维亚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了对世界历史的独到见解。
如果我们打开世界历史的视界，不拘泥于历史学科内部的硬核历史书写，同时也考虑到许多隔在历史与虚构之间的文本，将其作为史料，或许会看到更丰富的风景。毕竟，关于人们如何呈现异乡，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否忠实地描绘了异乡，而是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焦虑、恐惧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