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的这些政策设计中，最不成功的大多是对外事务:发行纸币，借洋款，可谓失误；“教书育人”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说到“借才”和“合伙”，简直荒谬。科举和学校是他们的专长，被清廷采用。清廷把建立政治经济部门、制定专利法等工作交给了专业官僚。至于财政和外交建议，清廷根本没有采纳。
梁启超在担任《时务报》主笔时的《变法总论》，阐述了源于康的政治思想和政策设计，并在科举、教育等内容上有所提炼。然而，它仍然存在“学者论政”的普遍弱点，即“感染力强，可行性差”。
学者对国家大事的讨论无关紧要，这是中国传统学者的普遍问题。中国的知识传统造就了康、梁等自以为能决定世界的英雄式知识分子。这些文化英雄的想法很奇怪，认为他们有非凡的决策能力。然而，那个时代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研究为基础的决策机制，以至于他们不愿意作为新科学家和时事专家来指导这场运动。英雄有很多不同的道路，但主要道路很难实施。
政变流产了变法，但即使没有八月六日慈禧太后的政变，加上康派政治力量薄弱，康难以登陆的变法计划，他们似乎也不可能走得很远。
1898年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反映:“康南海是什么样的？我认为称它为教育家比称它为政治家更好；与其称之为实践者，不如称之为理想者。”就是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距。
康有为与梁启超
学者:思想的背景
一直以来，康梁发起的戊戌变法都被视为一个政治历史事件，对这一事件背后的思想动因鲜有探究。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思想》一书的开篇，就提出了一个思想史命题:在当时“中学”与“西学”的语境下，康梁思想的主要背景是什么？他们“西学”的内容是什么？再者，从康的中国基本学术思想到一些西式政治思想，再到看似很西式的政策设计，这样一种“迂回”的思想转变，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解释呢？这种从政治史到思想史的转折，毛海健自称是“脱鞋涉水过河”。
种种迹象表明，康不仅是一个对自己的研究感到满意的学者，而且是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剑客。政治意图总是被他的学术外衣包裹着。他们最初设定的道路是“创造一种宗教”。康梁的政策从保华转向保清，成为轰轰烈烈的伪帝制，因为他们走近了当时中国的权力中心。在康子的早期作品《康子内外篇》中，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君主的权力。先生发现康和梁将要进行一场革命。1897年秋，康和梁在上海相遇，从梁到湖南宣传革命，康到北京见机行事。后来康有机会接近光绪时，不得不利用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用开塞的方法进行改革。毛海健私下评论黄先生的学问，“善于思考，略逊于证明”，这种说法未必同意，但他也承认了。
康有为在光绪四年时二十一岁。康，一个小镇的话题作家，经历了一段身体的疯狂。后来他在自己编著的《编年史》中用震撼的笔调写道:“当你静静地坐着的时候，你突然看到天地万物都是我的一部分，你灿烂又自认为是圣人，你喜笑颜开，你突然想到整个世界的艰辛，你又无聊又哭泣。”这种灵异自然对他一生的思想和性格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康很有才华。他是一个头脑复杂的人。在主持万木草堂期间，他已经有了《春秋》第三次多哥改革的复杂思想体系，并试图寻找机会将多哥改革哲学运用到现实政治中。他认为历史是创造的。历史是作家为了自身合法性建设的需要而创造的。
一些研究者错误地认为康有为推行变法的理论基础是他早期的两部理论著作《新学考》和《孔子变法考》。毛海健梳理了康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轨迹，提出“新学伪经”“孔子变法”属于思维过程，而非结论。康当时的思想结论是“大同三世说”。用康自己的话说，这是孔子创造的一个普遍理论，隐藏在口头传统中，最终被康发现。这一理论规定了人类历史的大方向——从和平时代走向和平时代，和平时代终将是世界的大和谐。
康根据《大同三世》的理论，用中国经典这样解释西方议会:当时的清朝处于“一君天下”(太平小康)的“君主天下”，正在转向“君民共权天下”，未来将进入“总统天下”(清朝灭亡)，最终进入“民政天下”。就像清朝正在转向“君民共主的天下”的开端一样，用君权进行变法也是一种廉价的方式。在康及其追随者看来，这是最高层次的学说。对这一理论的信心使康梁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达尔文、赫胥黎和斯潘塞的著作。
将西方的事物、制度和精神与自己的历史和文明进行比较和解释，也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说明他们的思想背景仍然以“中学”为主。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巨大分裂:他是一场以彻底西化为目标的改革的导演，但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并没有那么西化。他最关心和熟悉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儒家经典和史学。历史研究一直是中国文人表达帝王时代政治思想和抱负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康亮的表达也是传统的。这是另一时期变法领导人的知识水平和实际精神状态:当时的人把他们看做“看心”(叶德辉话)，但实际上是把他们看做“看心”，多是从建设方针的角度，而不是从他们的思想背景来看“看脸看心”。
康和梁并不了解当时西方思想在文艺复兴后的变化，对西方的历史和现实存在误解和曲解。政治改革表面上是西化的政治改革，但在核心上缺乏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康在自编年谱中多次声称自己长期受到“西学”的影响，但这只是因为他自称一贯的气质。从毛海健对康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中成分的解剖定量分析来看，他对“西学”的认识，大多来自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来华传教士、国子监等翻译的西方书籍，加上以“声光”为主的《万国报》等报刊，这也是康为什么要大言不惭，说众议院、民主(民选统治者，与君主相对立)、公开选官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几何公理”。都说“学政治最美的人，是像我的六经”。他们陷入了这样一个“失去信心”的怪圈:国家的强大取决于与这些“儒家义”的关系:“太溪的一切长处都是我们儒家义的长处，中国的一切弱点都是儒家义的对立面。”
这种完全以西化为目的的政治变革，变革的倡导者一再声称，你们在西方做得好的，都是“暗中认同我的义的人”或“利用我的义的本质的人”。模仿古代经典学中国政治就够了，完全没必要学西方。——“中国古代律法经书的规矩就够了，这不是从太西来的。”
克罗齐说，思想既不是对现实的模仿，也不是现实的容器，思想作为行动是积极的。这场改革运动中思想和行动的分裂显示了中国近代史的悖论。
思想的法则，行动的肉身
从阅读中，我们也可以透露出一点关于康有为思想境界的信息:在《答桂林之学》中，康曾经为桂林学生发表过三十三篇书目，以宣示他的“洋”与“洋学”。
康说:“读书应分分数，第一义，第二史，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与官书，天文地理与外国书，第六章与第七章。”
由此，我们既不能认识到欧洲文艺复兴后的意识形态变化，也不能认识到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的本质。“洋书”夹在夹缝中，与小学、官员、天文地理同属于工具性质。
这就是这一代“西方政治大师”和“西方大师”的思想背景。这些思想细节的还原，或许正好能够“去掉那些庄严的法律，给他一个有血有肉的世俗身体”。
梁启超的西学水平高于康，读西书的次数也高于康。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回顾了光绪年间一批“新学者”的“学术饥渴”:康、梁、谭这一代人想建立一个“非中即西，非中即西”的新学派，这是时代所不能接受的。究其原因，一是旧思想根深蒂固，二是外来的新思想“渊源浅，易泄”，以致“有亏有裂”。从那以后，他开始向西方学习，不再用中国经典来比较和解释。
政变后，康良在思想上渐行渐远，走自己的路。梁在民国初期更多地参与政党政治，袁世凯称帝后参与发动“保国之战”。进入民国以来，康一直处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参与了张勋领导的复辟运动。康晚年游历海外，他的《大同书》不再是为某个政权或某个民族设计的，而是为整个人类的未来设计的。然而，瞬息万变的世界让他坚信人类必然会走上他所指出的大同之路，弟子们对他的信仰和崇敬也一点点下降。
对戊戌变法时期康梁思想图景的立体探索，使我们认识到政治思想绝不仅仅是政治性的，还涉及到个人、精神、实践、情感、人生观等诸多层面。理解广大社会中的思想“如微血管中的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