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不同了，局势不同了，这帮人也并不争气。
秦始皇破灭六国，在灭国征战中，六国精英已经损失殆尽。在他大一统的统治时期，剩余的六国贵族，有点实力的也都被强制迁徙，留在故国的都属于没落贵族了。这些人号召力有限，在陈胜吴广揭开天下乱局之时，仓促响应，纷纷挟众自立，但是这样草草建立起来的政权，根基不稳，再加上集团内部还免不了争名夺利，所以复辟的六国，实力要大大地打个问号。
此时的天下形势，跟战国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地方贵族对本地的控制力，被秦国的军队和官吏消磨殆尽，平民势力走上历史舞台。秦末变乱的首倡者，就是陈胜这样的平民。旧贵族与平民同场竞技，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而旧贵族的代表，猛人项羽的出现，给了旧贵族复兴旧日秩序的希望，他也似乎的确有这个能力。他抢占了灭秦的胜利果实，宰割天下为十八路诸侯，仿佛又恢复到了贵族政治格局的旧时光。
但是，时代真的变了，经过秦朝的天下一统，改全国为郡县，封建制的土壤已经被严重削弱了。而项羽其人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分封诸侯的时候多有不公。比如将秦三位降将封在秦之故地，在齐地的分封也没有照顾到颇具实力的田荣等。所以，齐地最先叛乱，项羽就陷入了一路平叛的恶性循环，给了汉王攻略天下的机会。
可见，楚汉相争，其实首先是因为六国贵族分赃不均而掀起的战端，汉王不过是乘势而起。可见六国贵族想要复兴的国际秩序，是多么不稳定。而本来楚汉相争，各路诸侯都是在选边站队，要争出一个新的老大。但是时移势易，新的老大建立的新的天下秩序，不会再走列国封建的老路了。
秦朝已经天下一统，虽然十五年就烟消云散，但是已经把一个统一大帝国的模板做了示范。汉承秦制，虽然分封的诸侯要一点一点削除，但是皇权集中、推行郡县的大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在这个形势下，就更没有了六国旧贵族复国的生存空间。
甚至不用等到封建制残余彻底被消除的那一天，六国贵族的复国梦就早已经破灭了。楚汉相争，汉王胜出后，新行分封的异姓王，大部分已经是跟随汉王打天下的功臣名将，不再是六国贵族。而随着汉高祖逐渐翦除异姓诸侯王，保留的诸侯国大都换成了同姓诸侯王，六国贵族的复国梦，就已经算是彻底没戏了。
往后的历史，就是汉朝的故事了。
关于“复国运动”这一个概念，我并不能算认同，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我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很久，可是却迟迟没有尝试去回答 ，但是在今天读了一遍这个问题的叙述以后，对问题叙述里面：
“两年内齐楚燕韩赵魏的大旗又飘扬在中原上空。但历史却又开了一个急转弯，不到十年又由汉朝完成了统一，统一过程中像魏赵燕等诸侯国的表现比秦末更加不堪一击。
为什么秦朝灭亡后中国没有再次进入下一个战国时代，反而是迎来了更加统一强盛的汉朝，这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
这一段话的回答欲望更大一些，因为其实它也困扰过我一段时间。所以也许我会以某一个角度来试探一下，为什么秦末-楚汉之际各国或者说政权看起来那么不堪一击。不过需要写在前面的是，在我尝试回答的过程中，也许会破除“复国”这一概念。
我相信常读战国-汉代历史的朋友或许也有和我类似的困惑：为什么即便在秦昭王的时代，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了秦国的威仪与军力完全凌驾于六国之上，可是秦昭王在“周入邑于秦”后，再走出一步却十分困难，为什么即便到了秦王政时期，他“扫六合”的过程，比之战国时代的攻伐尽管显得夸张，却难比及稍后世也即秦末-楚汉之际战争的那种摧枯拉朽？诚然，如果是将这个问题“翻译”至这种程度再进行解答，工程量会变得无比的大，恐怕写成一篇专文或者专书也不为过了（甚至现存的许多材料还很难立体的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解答），所以我在这里也只想以一个偏牵强的视角展开，也算抛砖引玉，即：从战国时代齐、秦的居民组织等说起，看一些从战国-秦再到楚汉、汉初的社会变迁。
关于齐国的居民编制和军队编制问题《国语·齐语》、《管子·小匡》的记述最为详细：
“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五大夫。……
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管子·小匡》）
李零已经指出：“我们认为《小匡》、《齐语》所述不可能是这种原始性质的单系统国家，而是由中心城邑和次级城邑组成的双重系统的国家，已经是一种晚期形态”（《待兔轩文存·读史卷》）,可以说，李零的看法大致准确，《管子·小匡》所描述的这套制度，跟《战国策》所提到的齐国的“五都”应当是相呼应的，值得指出的是，与这一段材料相类似的文本还可见于《国语·齐语》、《鹖冠子·王鈇》、《汉书·晁错传》，我们在此并不想继续深究这些文本中对这一制度的记录孰是孰非，因此略去这一讨论，在此我们仅专注于，这些文本都指向了一个信息即齐国确实曾以中心城邑和次级城邑组成了双重系统，按照《战国策》的记载来看，这套制度应该能为齐国的军力提供很大的保障：
“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三军]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鍭]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杀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战国策·齐策一》）
尽管这段材料中对齐国的军力以及这套制度带来的社会控制力有吹嘘之嫌，我们也可以管窥它确实在当时或稍后的人眼中是行而有效，且声名远播的控制手段了，我们也似乎可以说这种由中心城邑和次级城邑组成的双重系统，是早期居民编制和军士编制的主要手段。
除了这种居民编制与军士编制上的双重系统，我们还可以看到秦国内史的重要性：
“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卖）之，尽七月而觱（毕）。都官远大内者输县，县受买（卖）之。粪其有物不可以须时，求先买（卖），以书时谒其状内史。”（《秦律十八种·金布律》）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口口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除浍；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口。鲜草，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相为之口口。”（《青川秦墓墓牍》）
“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国无事则已，国有事臣必闻见王独立于庭也。臣窃为王恐，恐万世之后有国者非王之子孙也。”（《战国策·秦策三》）
内史在秦汉时是执掌京师的官，但是在战国时的秦国，内史的职权与重要性可以说比执掌京师还要大得多，据《睡虎地秦简》的记载我们可知，除却京师的管理之外，内史可说是公器管理的最高负责人，它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掌管着国家的财政。
《青川木牍》的记载也同样十分关键，它一般被认为是记录了秦武王二年秦在蜀地推行《田律》的事情，而主持这件事的大臣，除了丞相甘茂以外，就是当时的内史了。对此，工藤元男认为：“如上所述，商鞅变法后的统治体制是以县为单位组织起来的耕战制度，中央政府为统领其财政部门而改组了春秋内史，于是内史开始掌管财政。到了战国后期，秦扩大了占领地，战国内史的管辖范围也随之扩大，内史的执掌也复杂化了……”（《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虽然，工藤元男将内史单纯地认为只是掌管财政之官的说法，也引来了不少学者的批评，在此并不多做展开了，但是，内史具备掌管财政的职能，且这个职能是随着秦国的扩张而不断扩大的说法，却大致是可信的。
同样的，《应候谓昭王》的故事中，范雎仅作为一名由魏入秦的辩士，便将内史与尉对等，当作秦国宫廷执掌文、武事的官吏代表，可见战国之世，这种制度应当不为天下人所陌生，而就像工藤元男所描述的那样，秦也一样是以内史（中心城邑，财政部门）与县为单位的耕战制度（次级城邑，军士编制）展开的社会控制，尽管秦制还是与齐制有很大的区别，恐怕七国之间都有不小的出入，但这种宏观而论的巧合，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了，恐怕战国时代的七国里，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这样的制度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
在秦始皇完成“六王毕，四海一”的“伟大事业”后，他的所作所为，或许可以从某种角度上佐证我们的猜想：
“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適戍,入刍豪,头会箕赋,输于少府。”（《淮南子·泛论》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如上所述，在《睡虎地秦简》之中，我们还不能找寻到“少府”等等一类能为“统一的帝国”服务的官吏的踪影，看起来从“秦王政”走向“始皇帝”之路上，这位君王绝不曾稍息的“展望永恒帝国”，他显然重新设计了统一的帝国。而“铸金人”、“堕坏名城”等等做法，无疑也是在消除六国故地可能存在的反抗势力，或者是反抗势力可能凭借的力量，这也就从某种角度上印证了我们之前说过的，七国内恐怕都存在着以中心城邑与次级城邑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制度或者说是手段，但这都在“秦王扫六合”的过程以及之后的十余年间至少在表面上，被其涤荡干净了，这也该是读史者常能熟知的故事了。
然而，在推行秦法的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与冲击也是相当大的，秦吏恐怕并不能很好的控制战争兼并的土地，如同《语书》透露的那样，秦法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很容易会激起矛盾，而六国遗民在这矛盾中，或有一种对其的同情，又或许干脆就是为了复仇，在陈涉“揭竿而起”之后，纷纷加入了反秦的阵营，关于这一段历史，另有专文与专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比如陈苏镇，《春秋与汉道》等），在此不再赘述，但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自发起于文化的冲突，还是来源于对与秦复仇的回应，反秦阵营中的诸侯之中，有识之士大多都将目光放到了关中，或者说咸阳，而不是所谓“复国”：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且夫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原将军立为楚王也。’陈涉问此两人，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後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原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後，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彊。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高祖本纪》）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豹下魏二十馀城，立豹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陈馀客多说项羽曰：“陈馀、张耳一体有功於赵。”项羽以陈馀不从入关，闻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县以封之，而徙赵王歇王代。”（《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通过张耳、陈馀对陈涉的辩说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二位豪杰眼中，入主关中才是上策，立六国遗后不过只是为了让已经失序的秦社会控制进一步恶化，让秦国崩溃的更快一些。除了这二人的辩说以外，同样流传有怀王与诸将约定的故事，其真实性我们不多辩说，但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即便是项羽的分封，依旧以“从入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凭据。看起来，在反秦战争中，六国遗后的“复国”或者说“复立”，不过是进一步分裂秦国的控制力，他们即便在原来的故土上大举义旗，也无法恢复曾经故国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的手段或者制度，而另一方面，有见识的诸侯们都以“入关中”作为真正的胜利，大家也都以“反秦英雄”项羽作为分封诸侯时的权威。看来，即便是在始皇时便余音不绝的“宜分封”之论虽然仍旧是人们的期盼，可当时的人心里恐怕会对关中与咸阳有一种“礼仪性”上的重视了，如果不入咸阳，恐怕诸国也是无法与秦同齐的，司马迁在记述刘邦、项羽，青年/少年时行为时，也无怪其会留下：“彼可取而代也。”、“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叹，想来，直至司马迁的时代，也愿意相信秦末的豪杰们在心目中是仰慕这样的统治威仪的。
如前文所说，战国时代经营数百年的社会控制手段，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思想上，都已经至少在表面上被秦始皇涤荡干净了，即便天下仍有“宜分封”之议，其结局也绝不可能与战国相同。而来来回回的动荡，终究是让六国故地无法建立起强而有力的新制度，这也使得楚汉战争时，一“国”显得那么脆弱且不堪一击。而也正因为秦末的历史教训，汉初的诸侯国尽管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却在礼、制上都如贾谊所说的“与汉同齐”吧，也或许正有一定这个原因，高惠文景的治道才会贴合黄老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吧。
先看复国的都有谁 秦末一群猛人 而这些猛人不是跟项羽就是跟了刘邦 至于什么诸侯在鸿门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一群打酱油的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各自为政 面对项羽的气吞山河还想阴谋诡计 不过跳梁小丑罢了 所说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说的不是熊氏而是项氏 面对厚黑之祖项羽都扑街了韩国公子张良降了别人能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