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方诗话(王国维与词书校勘)
魏国编纂了《唐五代词集》二十一首，校注了《花集》、《尊前集》、《张越集》、《古山词》、《片玉词》、《古曦词》、《赤城词》，并将清代经学校勘 *** 灵活运用于词书校勘，形成了词书校勘学。词书校勘的 *** 、原则、处理，在辨伪、正误、补缺、正字法、辑佚等方面独具特色。然而，王国维的词学校勘学不仅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而且有着巨大的学术影响。
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号静安、一号堂、二号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伟大的学者，在哲学、文学、史学、文献学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写了60多种书，手工校对和审定了190多种书。他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认真的校对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大的影响。词学校勘是他学术成就的冰山一角，但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王国维词校勘成就
郭旺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04年以前，他的研究兴趣在哲学和美学方面，写了大量论文；1904年后，他逐渐转向文学，特别是歌曲和歌词，并撰写了《人间花刺》和《宋元戏曲考证》等经典学术著作。1913年后，王国维在小学专门研究经史，知识日趋精深。词的整理是王国维学术研究的第二阶段，词学基础研究工作与其词学批评和词学创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早在1905年，王国维就校勘了周的《词编》和《解村斋说词杂注》。1908年7月，王国维根据《花间集》、《尊前集》、《全唐诗》、《历代诗歌遗存》等资料，编纂了《唐五代词集》二十一首。在每卷的最后，他都写了后记，研究了词人的生活，并解释了版本的起源。是罗振宇编辑整理的《海宁王钟遗书》第四卷。1932年，上海刘一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附《人间词话》。本书由南唐词人李靖、李煜的两首主要词作、文的《金泉词》、皇甫嵩的《谈》词、韩沃的《香魁词》、何宁的《红叶草书》、韦庄的《浣花词》、薛的《薛辅郎词》和牛的《事词》汇编而成。欧阳炯的诗有欧阳平的，毛锡珍的诗有毛密的，严旋的诗有严的，张弥的诗有张舍人的，孙光宪的诗有孙忠诚的。
王国维对南唐两首主要词作中的错误作出了最勤勉的纠正和修正，并对其进行了整理和补充。这一方面是作者词学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王国维对两个主词的偏爱。“五代的词，更喜欢冯而不是花”[1](P302)。1909年，王国维从《草堂诗话》、《花间集》、《华安诗选》、《历代诗话》、《全唐诗》、《古今词论》、《林茨万选》等编选了12本《南唐两大词补》。，并对南唐的两个主要词语做了校勘。
1908年8月，王国维撰写了《词艺》，先后形成了唐五代二十一篇和世界花刺。王国维在《词序》中说:“长夏苦热，不忍深思。偶然得到任和、吴长寿所写的宋金元现存文字，感叹他写《罗罗》的勤奋。由于他的思考，他模仿了朱碧的《景宜拷》，并保存和记录了下来。考证，一个多月，谈夏，不足以下笔。”[2](P1)他所撰《词艺》是一部专门的词学目录，也是词学研究的基础。它将现存宋金元词的内容延伸至唐五代，共229首。
1909年，王国维校勘了《音乐乐章》和《山谷词》，并写了几篇跋词，说明校勘的由来和版本。王国维还校勘了敦煌云药杂曲子、万选、王词、楚炎词、赤城词、词、花间集、尊前集、草堂等，并撰写了后记。1909年6月，王国维为弥补吉谷馆《后村别调》的不足，从《闽辞抄》中抄了刘《后村别调》诗30首，并撰写了《后村别调补遗》。1909年，撰写《观堂教辞》手稿。
1910年12月，王国维撰写《 *** 先生遗言》，对《宋史》、《文远传》、《杜东与文艺史》、《秋千记》、《直斋书谱》等书籍文献中关于周邦彦历史和事件的错误进行了考证。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校勘与考证有机结合，说服力强。1913年，他写了《后书》。
郭旺词书的整理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为《人间花刺》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词学校勘与词学批评相辅相成，使词例得心应手，从而形成一个完善的词学体系。
王国维词的校勘理论与 *** 。
晚清，词学兴盛，词学与经学、史学分道扬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率先创立《词考据学》，与朱祖谋合编《梦窗词》，旨在纠正毛刻、杜刻的错误。王以身作则，专门在《梦窗词》的“叙例”中设置了五个例来校勘词义，开创了现代词书校勘事业。词集校勘已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宋金元词校勘也蔚然成风，并出版了名刊秘本。[3](P3)“后世诗人有校勘之知，后世词集有可读之书”[4](P448)。王、朱祖谋、王国维、郑、况周颐、等。，都是著名的现代词校勘家。他们将校勘经典的 *** 运用于词学校勘，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成果形成和完善了词学校勘理论。王国维对词书校勘的研究体现在校勘理论和 *** 上。前者包括校勘的内容、原则和过程等。他的词学校勘理论和 *** 独树一帜。
(一)整理内容
王国维的词学校勘理论散见于词的序、跋、校中，辨误、校勘、补漏、正字法、辑佚，以纠正词学传播过程中的错误，保存真实，还原它。
1.辨别错误
由于主客观原因，词书的流传会出现误差。讹误是词书校勘中最常见的讹误现象。晋代葛洪曾说:“大家都知道的书法家，写出来的字还是有很多错误，所以俗语说:‘写三本，一条鱼就成了鲁，一个皇帝就成了老虎。’“王国维校勘词书时，广泛寻找版本，特别是善本，并加以比较，探究错误原因，以补正或质疑。
校勘派《山谷词》多种版本，并列出不同语种，如《水调松头:伊》在镇，老《山谷琴曲本》为《伊》；《君华奇》中的“君”是“君”，老的《山谷琴曲》是“恐怖”。比如《南曲》:“普陀”，而宁州宗祠，原名“贾托”。魏在词学校勘中，有时根据相关知识对疑误作出判断，如校勘《音乐乐章二集中》和相《闽词钞》，将《晚雨凄》中的”愁”字改为”朝妃”。魏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并在校勘笔记中说:“《朝妃》卷二于1910年王国维校勘梅园，这是一个积极的交叉。
《魏太尉派词》后记说《华》收录魏承班词15首，实为13首，以纠正内容上的错误。《毛司徒词跋》说:“毛文西随严下唐，又归后唐。”与文出校门曰:“此‘唐’疑‘蜀’有错。”校对者的校对判断很好。王国维在研究《花间集》时，对欧阳炯的正史记载表示怀疑。续翰林编年史说“此后右貂终抵西洛”，学士编年史则说“骑在左侧，永拜”。王国维的《校对笔记》中说，“原名为‘右貂’，此云为‘骑于左侧，常拜’，同集后记中的‘左’与‘右’，还说侍郎云与赵维很可能是同一人。因为“云”和“卫”这两个字都是署里的，肯定有错。[5](P70)《辞艺》收宋增益编《乐府雅词》三卷，《诗艺》二卷，而文学通考指十二卷。王国维查书录解题，得出结论:文学通考十二卷，几乎是笔误。
王国维的字校中，多是校勘异文，不评判对错。如《南唐两主字校勘记》、《天下校字注》等，多为校勘之外。
2.校对文本
一本书的文字倒装句就是原文的语序颠倒，也叫“倒装句B”或“翻译句B”。相反，大部分单词都是无意中由于单词和句子的倒装句或者句子的混淆而造成的，一般可以从上下文或者通过单词的规则来区分。
《谢欣恩》是南唐两首主要词作的第三十四版，经魏国校勘，删去了“新时何恨贫”这句话中的七个字根据《全唐诗》和历代诗词校勘后发现，遗漏的七个字“昏昏欲睡时金窗犹懒”误落到第三十版。谷词中的醉蓬莱有倒装句，如“催人”、“声声”。音乐乐章集里有几个倒装本，如《尾犯》里的“朱桢”，叶慎祥《民辞抄》里的“珍珠”。《朝服》中的“天地相隔”，叶慎祥的《福建词抄》就是“天地相隔”。《日夜乐》为《别了爱》，任、老骥彦抄毛斧季派的歌版为《别了爱》。
3.弥补差距。
在流传过程中，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文字存在疏漏。校勘者在校勘时，常使用“阙”、“疑阙”、“下阙”、“下缺多少字”等。南唐两大主词《江林仙》中，16个字在“抑郁”下脱去，王国维据《旧时代续报》补语为“焚香松凤空持绶带回首恨伊一”。王国维根据老本、叶本的记载，在《乐集》的《促进路上拍花》中，将“年”字列在“郑□□□”句中。王国维在校对南唐两首主要诗歌《子夜歌》时，“笑口常开”一句漏了两个字，校对说“两个字不可磨灭，疑是‘何乐而不为’”。它不仅指出了遗漏的原因，而且还以一种有争议的口吻进行了弥补。王国维在撰写《剥脱诗跋》时，得知《南浦诗》题跋中漏写了“赋体”二字，而《南浦诗》是按李学派印出的。在郭旺的词书校勘中，从版本比较来看，版本趋于完整。
4.校对词汇
按照规律，校对文字是文字校勘的通行性质。郭玮熟悉词的格律，依法校勘词，主要在宫调、名调、自调、用韵、影调等方面。，并在校对方面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校调。郭旺派的山谷词是以《吉谷亭》刊本为基础，经宁州祠堂、老石谷琴曲等校勘而成。从曲调开始，经过多方面的校正，如水龙吟、丑女儿、好女儿，老实谷琴曲分别称为“击鼓慢”、“调丑女儿”、“好女儿”
上学。从平邑的角度来看，郭旺认为许仪的《词苑丛谈》中有李重光《鹧鸪天》之言，平邑《平邑》后半部分与《道连子》不符，是明人所伪，并非李重光之言。
检查胶片。上面两段歌词，从之一片到下一片叫“过片”，《辞志》注曰:“过片，谓上下分段。”郭旺从一部影片中校对词，并校对音乐乐章集各段的不同方式，如《迎新年》中的句子“嘹亮嘹亮鼓”，老手抄毛斧的《嵇的歌》，叶慎祥的《闵词》抄，原指上海滩到“鼓”字。在句子“什么时候？”在《凉州敕令》中，叶慎祥认为《闽辞抄》中的“了”字应该分段。
5.失落遗产汇编
词作品历史悠久，只有一部分能以词作品的形式完整地流传下来，而相当一部分只能在各种选本和子史杂著中找到。校勘者将它们收集起来，这种工作就是编纂，而词学作品的校勘又与编纂密切相关。
唐代的五个代词散见于不同的文集。王国维在编纂《唐五代二十一言》时，做了大量的搜集工作，探隐而显，收集了众多丰富的词，使词人的作品趋于完整。它的版本很多，既有诗集，如《全唐诗》、《历代诗歌遗存》、《华安诗选》、《草堂诗歌遗存》，也有诗歌笔记，如《词苑丛谈》、《西青诗话》、《老年续说》，其中不乏宋韵的佳作。南唐二大词人王国维《全唐诗》一卷，增补《尊前集·迎客明珠》一篇，《客串》六枝一篇，《历代诗话·菩萨蛮》、《谢欣恩》一篇。
1909年8月，王国维研究《翁芳词》，从《华安词选》和《旧日续报》中辑补五首词。1910年，王国维校对《梅园》，遗憾其失字未能补齐。《温岭黄旧钞校勘》后，在第七卷中加诗《玉兰花》，非正横。只有第五卷和第十二卷的缺字至今无法替代，令人可恨。魏。”[1](P301)王国维对词学校勘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校勘 ***
文字校勘常用的 *** 有四种，即所谓校法、校法、别校法、校法。
1.王国维词作品的校勘，往往是通过校对来完成的。
陈垣对“校对法”的解释是:“即校对原书或同一本书的其他书籍，如有不同之处，在旁边注明。”[6](P129)王国维校词时，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版本互相对照，称为“对照法”。郭旺校勘了《音乐乐章集》，以金毛吉谷馆刻《宋词名家六十首》为底本，以任鹤、老手抄本《毛斧纪派宋本》和叶慎祥《闽词本》为校本。参照学校有梅本和蒋香泉旧本。在《国学谷词》中，原本为《吉谷亭》，校本为《宁州祠堂》。因为老用谷秦趣本校勘宁州祠堂，实际上有两个校本。只有版本范围广，相互比较，才能保证校勘的质量。《应天长》是南唐第二部主词，由王国维主编，使用了《阳春集》、《六十一词》等版本。其校勘记录只列出异同，校勘者不作任何判断，留给读者阅读参考。这体现了王国维在词体校勘上的谨慎态度，不容易出任何差错。在校对词书的实践中，郭旺基本上采用了校对的 *** ，表现出求实的学风。
2.王国维在整理自己的词时，有时会用到校勘的 *** 。
当没有足够的文献作比较时，则以校对来判断，例如殷的词，“其金浮图为九十四字调，五代词除唐庄宗《宋头》最长，但颇似康伯可、之手迹”[7](P82)。郭旺从词的尺度进行推测，怀疑《金浮图》中的词是假的，就像宋人所做的那样。王国维将《古曦词》与《古曦居士集》校勘，他对蝴蝶花的喜爱被写成“帘外湖上飞花”。不恨花，只恨难留的人。谢谢下雨，但恐怕是晴天。”校方表示，“湖上的语言被怀疑为湖上的雨。低头看着云，‘谢谢你在雨中停留’，你能体会到。世界后记。“提炼词义，修正疑点和错误。当然，王国维对学校管理很用心，很少用。
(3)校勘原则
王国维的词学校勘原则不仅是实事求是，而且是“多听多问多疑”。他注重版本，不做主观臆断，努力搜集校勘书，精挑细选词校勘书。孔子云“多听多问多疑”，“君子不闻不问”。后世的校勘者用它来进行校勘练习。
在《词集》的校勘中，郭旺充分利用了各种版本，并没有对任何疑点进行纠正，而是将其标为“疑点”。如《谢欣恩》校勘南唐两大词作中“漏暗”一词，疑为“满秩”。在《金泉词后记》中，通过比较《新唐书》、《文艺志》、《玉志》、《松石志》和《常州顾对《文飞卿诗后记》的记载，认为宋代只有《石飞卿词》一卷，唐智有《湛蓝》、《金泉》。《辞艺》收录了衡的《与云霖》一卷，的《贾科玉声乐府》一卷，袁风华的《乐府》一卷。由于未找到原著，王国维说:“右三者，可参考钱大昕《元代历史、艺术与文学》。因为没有实证，学校老师用怀疑来处理，也是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4)校对和处理
魏国的词书校勘采用灵活多样的 *** ，或放在卷末，以校勘的形式集中；或者在正文后附上校对说明，言简意赅。前者以《南唐两大字校勘》为典型，详细列举各项校勘内容，条理清晰，有助于学习；其他诗人以校对后者为主，标注彼此看到的文字，校对不同语言，纠正错误。王国维词还有另一种校勘形式，即后人抄录其校勘，以笔记的形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如上虞罗庄抄录王国维《人间词话》，发表于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学报第10卷第1号。读书笔记有王国维对《乐集》和《山谷词》的校对，还有罗庄的两篇小序。[8](P620)
第三，王国维整理词书的学术渊源及影响。
嘉朴学的传统和理论是王国维校勘理论的学术来源。以甘家学派为代表的清代学者，在经学、史学、小学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们强调实证主义的学术研究风格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校勘之学，对清代儒学尤有好处，其长处真能有所作为。”[9](P204)清代校勘家很多，如陆、、顾光启、黄丕烈、。清末民国学者将清代经学 *** 运用于词体校勘，于是学会了词体校勘。王国维就是在这样的大学术氛围下从事词书校勘的。他的家乡海宁一直发展着自己的文化。自清代以来，学者辈出。王国维所受到的严格而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及乡贤的学术名望和成就，自然会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晚清词学校勘之风盛行，王、朱祖谋的词学校勘观也是王国维词学校勘理论的学术来源。1919年3月，王国维的学术挚友沈七十寿辰，王国维为他写了《庵先生七十寿辰序》，谈及三百年来的学术变迁:“建国之初，老人们皆以此法研究经世，又以此法研究经史。王先生广泛使用它来研究各种学问，他对学习很感兴趣，但有意订立契约。他学识渊博，大谈和平，对世界深感忧虑。”[10](P276)这是一种学者对学者，也是王国维学术道路的写照，吸收前贤的学术 *** ，带到学术研究中来。魏将《赶架朴学》运用于词学校勘，只是其学术研究体系的一部分。他的词学校勘理论立即融入了京师小学的校勘海洋，在这一领域驰骋，取得了更加辉煌的学术成就。1912年，王国维写下《浣溪沙》一词:“多缘必引引，闲则引乐。”展现了他学术生涯变迁的精神轨迹。
王国维后期的研究兴趣虽不在词学校勘上，但仍无法放弃对词学的兴趣，时常思考词学的校勘与版本问题。1914年，王国维在日本给苗寄信:“也相应，屈在京为郑淑刻《乔峰乐府》。”[11](P39)1923年12月，我向朋友蒋介绍唐某刻制的格的研制情况，想购买，但要价太高，未果。王国维与朱祖谋等词校家关系密切，并对朱的词校文章，如1916年秋所作《强村派词序》等进行了评价。1924年9月18日，江秀经商失败，王国维发来慰问信，问朱祖谋:“老了，请便。”[10](P426)朱祖谋的词学校勘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词学校勘理论得到了更加完善和发展。
*** 尔语词书的整理影响很大，其深厚的词学理论与其扎实的词学文献基础密切相关。他的辑佚成就和辑佚理论，对后世辑佚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赵万里、周永先的词学编纂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王国维的影响。1925年8月，他的师傅赵万里来到清 *** 学研究院北学，与业师王国维一起审读书籍、校对文稿。赵万里在词学校勘上受王国维影响更大，后致力于词学校勘，其《宋金元词编》为后世学者所称道。赵万里还撰写了《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书目》等专著，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词》中称赞王国维重视校对:“总持部招名士，蒲文举一例。”[12](P19)后世学者在词学文献整理编纂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与王国维在词学文献整理编纂方面的开拓性工作有关。王国维词书校勘的海外影响也很大。日本学者冼撰写了《王国维手书二十五种——东方图书馆藏特藏》，介绍了王国维的二十种手书。即音乐乐章、半山老人的歌、王的诗、双溪的文集、的诗、赤城的诗、成斋的乐府、斋的乐府、守御的诗、楚炎的诗、欧蒙的诗、宋名学者的诗等。此文见于《王国维艺术研究文集》(1990)第三卷，后收入姚、主编的《王国维文集》第四卷。
曾、、、、刘尊明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不仅吸收了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词集》的校勘成果，而且有了丰富的发展。该书序言说:“本世纪20年代，王国维校勘整理了包括‘花间词派’在内的唐五代二十一首词，编入《唐五代二十一首词集》。其编撰校勘，胜于全唐诗。”[13](P18)并在引用书目和校对中，特别注明王国维词的校勘结果。王兆鹏还称赞王国维的《唐五代词二十一集》对唐五代代词的整理和研究作出了贡献。[14](P360)
与史静小学的校勘相比，王国维的词校勘只是他学术日空里的一颗美丽流星。其个别校勘仍存在一些问题。唐五代二十一家词集不算太大，以诗为词的现象不可避免。但这并不影响王国维在词学校勘史上的地位。他与王、朱祖谋、况周颐、郑等是清末民国时期著名的词学校勘家，为词学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汪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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